jfuz 比如说在评级公司、在银行之间还有资产的管理方之间，每一个不同的部门他们全都变得警觉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究其背后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经济体中，占比相当高的国有经济对贷款利率不敏感。李剑阁在分析当前利率改革环境时指出，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储蓄率世界最高，资本供应充足，贷款利率本不应该高企。
但问题是，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真的能够在两年内取得质变吗？结合现实分析，恐怕没有那么乐观。利率市场化需要配合着对财务软约束企业的改革一同深化，存款利率的放开只是其中一步，通过利率杠杆修正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是改革的关键。与此同时，出于对融资利率及资产负债率快速上升的担忧，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被迫放缓，遭遇到了梗阻。后两者则借助"稳增长"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视财务约束、无限制地吸纳市场上的资金，并使得深化改革流落于空谈。这一方面，今年8月底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已做出原则性的安排，但在厘清政企关系、减少中央政府对央企的信用背书上，在观念和市场实践上，仍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
宏观意义上，老年人不存钱，而是社会储蓄的消费者，再加上新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具有提前消费的意识，届时储蓄率下滑的速度可能超出市场预期，资本由充足变为稀缺，实际利率中枢快速上扬，利率市场化不仅无法降成本，还会使得市场利率大幅上升。而在近日举办的金融街论坛上，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则表示，在加紧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有经济和地方融资平台的改革也必须同步进行，并且要尽快到位，否则两年内完成利率市场化的任务是有困难的。但是，我国社会融资方式中，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发达完善、直接融资融资比重偏低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
因此，银行成了众矢之的。应当说,瘸腿效应带来的替代效应也是融资贵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是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资金供给角度看，间接融资也好，直接融资也好，都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企业应当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
国有企业不继续改革，国有对民营的种种体制性的挤出效应就无法消除。据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统计，2013年末，全国公司信用类债券存量总额8.05万亿元，与本外币贷款近80万亿元的存量相比，仅占10％左右。
笔者认为，这就将金融简单化了，将金融简单地等同于贷款，将融资难、融资贵等同于贷款难、贷款贵了。目前看，我国政策性金融总体上不足，许多商业性金融不愿介入的领域，应当由政策性金融介入。第三，金融本身也是一个产业，而且是服务业中最重要的产业。特别是近两年债务融资工具加快发展，大幅拓宽了大中企业的融资渠道，也提升了大中企业的议价权。
今年年初以来，因房地产市场形势出现转折，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吸附作用有所减弱。在资金供求关系持续呈现供不应求和投资体制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条件下，理论上很难同时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两个难题。否则，很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从江苏省来看，大中企业融资成本总体不高。
某种程度上，市场甚至并未起到主要作用，更遑论决定性作用。何种条件下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 第一种情形，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期间，以及经济处于停滞期间。
在不少地方，这一占比甚至高达30％～40％。在当前M2已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为防范通货膨胀，货币总量显然难以也不宜继续大幅扩张。
二是受房地产市场销售与房价涨势放缓影响，建筑业资金收紧感受较为明显。直接融资瘸腿带来替代效应。为此，必须狠下决心，从根上寻求治本之策。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今年第二季度景气调查显示，建筑业中，反映资金状况收紧的企业占比为32.35%，明显高于非制造业企业平均水平。一是尽管企业债券市场近两年发展较快，但占全社会融资的比重依然较低。我们无法以商业性金融替代政策性金融。
从金融改革的层面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创新不断加快，银行吸收存款的付息成本总体上快速上升，活期存款定期化、理财化，低成本存款占比显著下降。四是关于政策性金融问题，也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制度措施。
一是供求关系，二是资金成本，即银行筹集资金的成本。尽管货币政策已回归常态，但因投资率并未下降，投资继续居于高位，过大的融资需求势必无法满足，仍然成为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诱因。
从目前来看，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到地方，基本上等同于积极的投资政策，投资饥渴与供不应求成了常态。这项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还要加快推进
我国政府、企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现存问题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融资结构和机制问题。每次危机和风险之后，人们会进行反思并因此建立一系列风险管理制度。因此，减少对金融活动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是从不良贷款上升中汲取教训，寻求变革。
我国一系列审慎管理制度的引入大大改善了银行的治理和抗风险能力。实践表明，无论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无论扩张期还是收缩期，银行都应保持资产负债行为的理性平衡，把握刺激与改革的平衡，超贷和惜贷都不符合转型升级的要求。
因此，应当综合考量融资结构重塑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信贷资产证券化，改善地方融资机制和制度等。金融始终是缓释经济矛盾的有效手段，但历史一再证明，不恰当地使用金融、过度透支信用会造成市场扭曲和风险。
银行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的下滑，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银行的盈利模式和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健性，以及产业波动、变迁对银行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相信，随着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和探索，我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运行机制将更加完善。
银行已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理应对其资产负债行为负责,从银行自身寻找原因和办法更接近问题的实质。从一定意义上看,金融资产质量的变化反映了金融与经济关系重整和周期性波动。对一些媒体危言耸听的报道，应当抱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不良贷款上升，是前一轮我国经济扩张和信贷扩张的滞后反应，是社会资本与负债不匹配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些改革不到位的机会成本。
金融发展史上许多重要的制度大都是在危机后确立的。尽管银行不良贷款连续数月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和合理区间。
在这方面，应着重通过全面改革理清四个边界：管制与市场的边界，宏观与微观的边界，财政与金融的边界，中央与地方的边界。我们高兴地看到，所有这些相关改革已提上日程，应当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寻求突破。
对于不良贷款上升，既不必夸大其词、肆意渲染，也不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银行有足够拨备、资本和防控能力化解风险，中国银行业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
